意大利水泥技术中心首席执行官Federico Vitaletti一行访问北京凯盛
主持人：刚才谈了很多行业上的事，我们最后把话题还要拉进来，因为我们毕竟面向普通的读者，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关注的话题，您觉得2400元个税抵扣这个事，大约什么时候能够落地？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络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
吴英案进入了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吴英的父亲表示，他一直未获得允许会见女儿。她的辩护律师张雁峰的会见请求，则进入了“死循环”：看守所说，浙江省*法委有指示，会见吴英必须要有办案机关批准。省*法委说：会见不归他们管……(3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 首先，律师被“踢皮球”，是“会见难”的常态表现，特别是在所谓“敏感案件”中。虽然相关法律都规定：律师拿着相关证件就应当允许会见当事人。最高法也认可律师有权会见吴英，但实践中却受到众多杯葛：或用千奇百怪的“内部规定”限制会见。或什么理由也不说，但就是不让会见……如此种种，最终使公民的受辩护权打折扣。 其次，关于吴英父亲要求会见被拒。1990年的《看守所条例》第28条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但看守所方面一般不允许近亲属见面。如果羁押的是“死囚”，只是规定“死刑执行后，要通知家属”。所以，吴英父亲难见女儿，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此前，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药父也只是最后领到了骨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正因为“可以准许”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并非强制性，导致实践中死囚的最后会见权利不是全部得到实现。 即使死囚生前罪恶滔天，让家属见最后一面，以体现司法的人道精神，这恐怕是当下社会的共识。好在出台于22年前的《看守所条例》正在修订中，能否在新规中明确“家属提出会见应当批准”以保障死囚的最后会见权利呢？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行，这么弄去吧。”局长拍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