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男子义务宣传遗体捐献11年 称捐献者多是工薪阶层
法治周末见习闫格发自天津在从天津火车站开往红桥区的一辆出租车上，刚下火车的法治周末试探地向司机询问是否知道遗体捐献。问完这话，赶紧补了一句， 您别嫌晦气 。
遗体捐献不是挺正常的嘛。 这位40多岁的大婶操着浓重的天津卫口音说， 广播里经常播这样的新闻，没嘛晦气的。 随后，直爽的大婶说， 有个赵大哥管这个 。
赵大哥 是谁？ 这位 赵大哥 的真名叫赵永华，天津人，如今已经68岁了。 下岗前是天津市机械链条厂副厂长的赵永华早先不知道什么是 遗体捐献 ，是一篇新闻报道，彻底改变了他与妻子孙秀兰的价值观。赵永华早已不记得这张报纸的日期，也记不清它是哪家媒体的产物。然而，那上面一篇关于 世界遗体捐赠 的报道却像烙铁，在赵永华的心里烙下了印。 到今年，既是赵永华老两口签署公证书、捐献遗体和角膜的第11年，更是他们创建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小组，成为遗体捐献宣传员的第11个年头。 截止到2012年11月，天津市共有423人捐献遗体，其中自始至终都由老赵经手的有140余人。此外，还有2000多人在老赵的宣传下，已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公证。而老赵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小组目前有宣传员560余人，其中300多人是已实现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家属。 然而，也有不少人背地里议论老赵两口子 倒卖器官 、 进门就得让人轰出来 。 连孙秀兰都笑着说， 有时候真觉得是脑子进水了 。 老赵开玩笑地告诉， 我就 玩儿着干 ，今天我起来了，我就干。进了门，人家叫我声 赵大哥 ，给杯水我就高兴。明天你要是没看见我，说怎么没见着老赵呢 死啦！ 老赵其实 很乐观 2013年1月12日，凌晨，天津城里一场霜降。 早上8时多，踏着地上薄薄的白霜，法治周末到达了双环邨街佳园北里小区。赵永华的家就在这里的一座筒子楼里。打眼一看，这栋筒子楼至少有30年的历史了。 绕过曲折的菜市场，法治周末费劲儿地找到了赵永华居住的65门 拾阶而上，两块白底黑字金色边的牌子将引到了老赵的家中，上面是老赵手写的 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 ，下面是捐献热线电话，也是他家中的电话号码。 窗外的阳光打在这处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写字台上的一台黑色电话好像被镀上了一层金光。 这是赵永华的家，同时也是他与妻子做宣传员的办公室。 写字台上的这部电话，现在每天都要接十几个遗体捐献咨询者的来电。进门的时候，赵永华刚刚放下一个希望申请遗体捐赠的老奶奶的电话。电话里，这位83岁的老奶奶希望赵永华来家里劝劝 为这事跟她急了的儿子 。 写字台上的一张16K的宣传单背面已经记录了大半张纸，基本上都是打电话来的申请者的联系方式，这些都需要赵永华上门宣传和服务。在1月1日这天，共有13条这样的记录。 赵永华每天的工作都是 日出出门，日落回家 。赵永华今天的 工作 是到天津市养老院。每周老赵肯定会过来看看老人们的，他早就是这里的 老熟人 了。 这次，老赵是来看望刚刚申办了遗体和角膜捐献的张伯龙老人。用老赵的说法这叫做 定期家访 ，这也是遗体捐献申请后的第二个步骤。同时，他还有第一个步骤，给张伯龙老人同屋的潘大爷送遗体捐献的申请表。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老赵还要帮助潘大爷申办、公证、将公证后的文件送回接收单位。 之前，常来跟这里的老人们说说话的赵永华结识了张伯龙老人。老人家年过七旬，无儿无女，靠国家的低保过日子。 后来，张伯龙知道了赵永华是遗体捐献的宣传员。想发挥点余热的张伯龙主动找到了赵永华。在去年的一个夏天，张伯龙突然跟赵永华说： 老赵，我想通了，你把申请表给我吧。 赵永华说捐献遗体的事，确实会触动到老人的心理和伦理亲情。所以一定要让老人和家人真正想明白，急不得。 为了办手续前前后后折腾了六七次，张大爷没有在养老院公布这件事。 到别人嘴里就坏事了， 这家伙，临走了还给人家送上门去挨刀 。
人百年之后是让虫子蛀了好，还是给那些孙子辈的学生当老师好啊？ 张伯龙也成为了遗体捐献的宣传员，在养老院里做起了义务宣传。 这天，赵永华又来到养老院时，一下子围上来了四个老人。一位摇着轮椅的老人叫许云龙，今年83岁了。19岁那年就做了截肢手术的他已经在这座养老院待了一个甲子。一辈子残疾的老人见了老赵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替我(跟接收单位)说一声吧，看人家要不要。我被*府照顾了一辈子，能救个人我也高兴。 而另一位被人搀扶着的葛奶奶已经过了90岁生日，老伴早早地离世了。老赵告诉她，在天津蓟县，有一座遗体捐献者纪念园，纪念园的纪念碑上刻有每位捐赠者的名字。虽然无法让她跟故去的老伴同穴，但可以在纪念园的纪念碑上刻上两个人的名字。 然而，葛奶奶焦心的却不是这个。她反复地询问老赵： 我有角膜炎，能捐角膜吗？ 临走时，担心老人健忘的赵永华特地为老人留下了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片。为了避免晦气，老赵在这张比市面上普通的名片还要薄几分的名片右下角，印上了一束花和 平安大吉 的字样。 这个决定 有点难 刚开始做志愿者时， 有时候一天就会送走两位 ，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
倍儿寸、倍儿*、倍儿凉 。提起跟逝者打交道，老赵磕巴都不打一个地说了这几个 倍儿 。 有一年除夕，他是在天津市河北区一个太平间里度过的。守着推车上的尸体。窗户外面的烟花绽放着蓝色的花瓣。 蓝光映到屋里就跟演《画皮》似的，都不用化妆。 1997年孙秀兰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世界上关于遗体捐献的报道， 殡葬费钱，讲究的事儿也多，买墓地就得几万元钱 。一开始只是想给孩子省钱的孙秀兰拿着报纸跟老伴说想要做遗体捐献。 后来，老赵寻思了半天跟孙秀兰说： 那我跟你走吧，别到时候俩人再分开。 1998年，把这事看成平常事的俩人拿到了公证书。一对儿女则激烈反对 你们死了不管了，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大卸八块了，那么不孝顺。 这种情况下，老两口索性跟儿女们耗起了马拉松。 难听的话一波又一波，很多亲戚们都觉得 老赵是穷疯了要卖器官 。老赵说我就把耳朵堵起来，眼蒙上，权当肩膀上托着个葫芦。
当时往哪儿捐？谁要？都不知道。问了好多家医院才知道医大接收遗体，眼科医院接收角膜。一开始到眼科医院要表的时候还不给，人家觉得咱是工人没那觉悟。 直到2002年，拗不过俩夫妻的儿女们终于点了头。也是这一年的3月31日，老赵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他和妻子孙秀兰办完无偿捐献遗体的法律手续，就在自家门口钉上了一个牌子， 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 。家庭电话成了 捐献热线 。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老赵就再也没在家里过过一个春节。 赵永华总说， 人在做，天在看 。老赵也总觉得， 先走为大 ，走的早的都是先人。 捐献者在天上看着自己，要是把这事给办砸了，真到了地底下，人家说， 老赵你不行啊，我们上当了 。